顶呱刮彩票网

顶呱刮彩票网

顶呱刮彩票网

西边中心

通知公告

> 更多

当前位置: 顶呱刮彩票网顶呱刮彩票网 >> 正文

【边疆研究】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2018-03-01

1939年底,当抗日战争正艰难进行之时,为响应国民政府建设抗战后方的号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设立边疆服务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推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边疆服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16年,在教会内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务边疆的同时,为认识边疆,配合业已开展的服务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动员教会内外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边疆服务部同工,深入川西北、西康及云南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文化教育、生产生计、医疗卫生、信仰状况、社会习俗、民族关系及边政边务展开调查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医学、农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此项工作,是当时教内外广泛开展的边疆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复兴与深入发展,也有力推动了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各项社会事业,形成边疆研究与边疆服务的良性互动,具有学术与社会双重价值①。

“边疆研究”的复兴及旨趣变化

“边疆研究”这一概念中的“边疆”,并不局限于从地理学意义上诠释。根据时人贾湖亭分类,所谓“边疆”有四种含义:即地理的边疆、经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与文化的边疆。地理、经济及政治上的边疆,其义甚明,少有分歧。“所谓文化上的边疆,乃是就国内若干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于汉人之宗族而言,如桂之傜人、滇之夷人、黔之苗人,其距国防线甚远,不能视为地理的边疆,其经济形态,亦多进于粗放农业,亦不能称为经济的边疆,其服膺中央与地方法令甚早,更不能谓为政治的边疆,而以其与汉文化有别,故被视为文化的边疆。”因而所谓文化的边疆,实即两个以上“不等式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边际(Culture Margin)[1]。本文所用“边疆研究”概念中的“边疆”,包括贾湖亭给出的四重含义。

边疆研究并不始自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清季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是学术研究中堪称“显学”的重要领域,出现了徐松、沈垚、龚自珍、程恩泽、俞正燮、张穆、何秋涛、李光廷、魏源、梁廷枏、徐继畲等一大批讲求经世致用、潜心研究边疆的学者及大量有关边疆的著作[2]。然而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从研究领域看,清季边疆研究大致局限在边疆史地的范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自然科学,则更是无人问津。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学者,大多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居多。可以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始于外国传教士、旅行者、外交官、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在中国边疆地区所作的考察,其中法国天主教徒及英国基督徒投入的精力最多。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徐益棠对此作了如下记述:

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收藏之稿本及小册,数以百千计,即就安南河内之法国远东学院,已颇可观。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之旅行我中华者,年有增加,归则录其所见闻者以成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其中已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1906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蚕食我边疆之会也。[3]

民国以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之势,而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开始起步。边疆研究此时受到重视,一方面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学”之“东渐”,导致学者在研究手段上的突破有关;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在此时加重,也刺激并促成了此项研究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一旦告急或为当局看重,边疆研究就会由“隐”而“显”,成为热门学科。1931年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导致严重民族危机,边疆研究遂构成“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4]。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移至西南。一时间,大量学人荟萃西南一隅。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的基地和“抗战建国”的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受到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于是,众多学人投入精力研究边疆问题;边疆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在西南地区大量涌现;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1943年,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主任张伯怀在一篇文章中记述说:

抗战以来我政府对边地民众关怀日切,八中全会及各院部会均在积极推行种种善政,向边地民众宣达中央德意。各地学术专家亦在响应政府倡导,从事边疆问题之研究。本部于二十八年成立时,国内之边疆团体尚属绝无仅有,最近已遍地皆是矣。[5]

当是之时,各色各样的科学考察团纷纷成立,蔚为大观。这些科学考察团包括:安得思(R.C.Andrews)中亚调查团,斯坦因(Sir M.A.Stein)新疆考察团,中瑞合办之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西北科学考察团,史禄国教授(S.M.Shirokogoroff)领导之凉山民族考察团、中山大学川边考察团、滇边考察团,中国科学社四川标本采集团,中央研究院贵州科学考察团,傜山生物考察团,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标本采集团等,而国民政府特组之西陲学术考察团,亦宣告成立。马大正认为,边疆研究特别是西南边疆研究在日本侵华事件发生后开始真正得到复兴,到了1940年代初,则“达到其发展阶段的顶点”[6]。如果仅就考察团数量而言,这一结论并不虚妄。

“边疆研究”复兴过程中,总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其角色担当与中国基督徒在边疆研究问题上的反省有着内在联系。盖此前教会方面并非完全漠视边疆,但人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外国传教士的相关活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边疆地区一呆数年数十年,而中国宣教师和信徒对边疆却少有问津。“边疆研究”的状况同样令人尴尬,中国人“认为蛮荒不可踏足的地区,外国的学者和探险家却认为是学术研究上的宝地”。中国教会人士因此反省说:

试问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学人深入边疆埋头研究自己的边疆?究竟有多少专家能真正了解本国边疆的实在情形?国外的探险没有中国人,还可以(中国)科学落后为说词;国内的考察仍然藉重于外人,我们将何以自解?难道说中国人真的是只有党派之斗争,只有利禄之角逐吗?②

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安宅亦深切感受到了这种差距,他说:“我们向来对于边疆的注意太少,为了补偏救弊计,非特别研究边疆不可。”他认为以前国人对边疆的认识充满“误解”或“偏见”,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已经走在国人的前面,国人应趁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领域“迎头赶上”[7]。

这一认识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重视边务的主张不谋而合。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在1942年2月召开的边务工作会上说:“年来边务工作是有进步的,比较以前大家连‘边疆’两个字都不常听到的时代实在是大不同了,大家已经感觉到边务的重要性了。大家都明白,主要的边疆问题是不在内而在外。近百年来,我们自己不做的工作,外人会去做,我们自己不去过问的地方,外人会去过问,我们以前的马虎便形成了如今的棘手。为了挽救这个喧宾夺主的局面,我们的边务工作就更加不可放松一步。”[8]

基于上述共识,总会制定之《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明确将“边疆研究”规定为边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出专章讨论“研究方案”,并就研究目的、研究机关及研究经费等作了具体规定:“(1)为求服务事工之合理化、科学化而得到最大效能起见,本部须从事边疆调查与研究工作。(2)调查与研究工作,应由本部与学术机关联合办理之,以便得到专门人才之贡献。(3)研究所之经费应由本部与合作之学术文化机关共同担负之。本部应担负额数由委员会规定之。”为指导研究工作,总会边疆服务委员会还专门设立了“研究调查设计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由杭立武任主席,委员包括顾颉刚、杨道之、刘枢铭、张肖梅等人③。

总会致力推进的“边疆研究”,内涵与近代以来长时间居于“显学”地位的边疆研究有着明显区别。近代历史上的“边疆研究”以西北边疆研究为要端;总会倡导推进的“边疆研究”偏重西南一隅,研究族群主要为藏、羌、彝族。尽管研究中涉及藏族社会历史部分与清季的边疆研究在内涵上有所交叉,如姚莹《康輶纪行》对藏区的记述便与边部对川西北及西康藏区的研究部分重合,但前者仅有事实记述,缺乏学理分析,不同之处甚为明显。与同一时期教外人士致力推进的边疆研究相比较,总会的研究亦特色独具。就研究涉及的学科而言,正如徐益棠指出的,当时一般学术考察团之所关注者,大都为纯粹的自然科学,有关边疆社会及边政等实际问题,则被划归外交或内政之范围,科学工作者大多不甚措意,偶有记述,也大都出于好奇,零星简略,不足以供参考。“盖有关边疆学术之综合研究,在当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在我国之幼稚,亦毋庸讳言”[3]。总会于此刻组织边疆研究,可谓恰逢其时,既可因应抗战形势,又能在学术上弥补既有边疆研究的缺失。从学者关注的“经世”层面讲,近代边疆研究大多是抵御外侮所需,而总会发起的边疆研究,虽有抗日战争的背景,但主要还是为了配合包括福音传播在内的边疆服务工作的开展。

出于这样的目的性考虑,总会在推进边疆工作之前,强调以调查研究为先导。边疆服务运动尚在筹备期间,边部主任张伯怀便两度分赴川西和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为边疆服务部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边疆服务运动最早进入的地区是川西北地区,首批工作人员到达该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遍访各村寨,调查经济、文化、民俗、信仰状况,以为开辟工作据点与设计工作内容之依据。

为促进边疆研究的开展,总会注意广揽人才,不仅聘请或邀集国内外边疆问题专家到边地调查研究或参与指导边部工作,而且与部分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边疆研究。当时在成都的教会大学几乎都参与了与其学科相关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总会敦促服务人员在“自己本行的事情之内作进一步的尝试”,“附带的作调查和研究工作”: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则调查当地疾病流行、治疗方法及应用之器械药材;从事宗教工作,则搜集当地流行的节日庆典、民间崇拜、宗教信仰;从事社会工作,则调查民歌、民谣、民俗、民间故事、民众游戏与娱乐;从事生计工作,则研究当地农、工、商业和手艺的情形[9]。

总会直属之边部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以便给研究者提供发表和交流边疆研究学术成果的机会。尽管边疆服务的头三年被确定为“试办期”,边部主要着力于实际服务事工,未曾编印报告、发行刊物,但边部“工作人员之报告与研究也积有相当的成效”。边部组织的几届学生暑期服务团,亦积累有大量调查材料和研究报告,除第二届的材料由教育部直接编印之外,其他报告及文章均由团员直接在国内其他报纸杂志上发表。三年试办期满后,边部应服务及研究所需,正式编辑发行《边疆服务》[10]。期刊的创办对边疆研究助益匪浅,提供了研究成果发表及交流的载体,使教会同工增加了边疆研究的兴趣。

二、“边疆研究”所涉学科领域及研究成果

总会致力推进的“边疆研究”被划定在川西北、西康及滇北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覆盖虽相对狭小,涉及的学科领域却十分宽广,当时学界关注的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语言学、医学、农学等,均囊括其中,取得的调查研究成果堪称丰硕,其中一些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用效应。

边疆研究的成果首先体现在宗教与民俗领域,这与其肩负的福音传播使命有关。李安宅指出:“宗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但是在一切工作中宗教最难看见成绩。”他认为“宗教在边疆的势力较在内地为大,故欲建设边疆,在文化方面应以宗教为对象,因为宗教在边疆不但常与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而且常是唯一的教育”[11]。李氏所论,提示宗教在总会边疆工作中所占之重要位置。盖边地不同民族杂居,信仰状况各异,部分区域传统宗教势力强大,对外来宗教有很强的排异性,基督教欲进边地传教,与之“竞争”,冲突在所难免。刘龄九说,基督教势力很难进入青、藏等地,因为这些地方“喇嘛教组织严密,它有着外在的压迫力和内地的反对力联合抗拒”④。其实不仅是青藏地区,在川西及西康一些地区,同样存在对外来宗教的强烈排异。为了有效推进布道工作,边部倾注力量对这些地区的宗教环境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论及这一问题,有必要提及华西大学教授、华大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博士(Dr.David Crockett Graham)作出的贡献。葛维汉作为有着传教士身份的美国人类学家,在四川生活并从事学术研究长达38年,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发表论文55篇,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具有很高声望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会刊上,堪称成绩卓著⑤。1941年夏葛氏随学生服务团至川西区参观,对边部工作极为赞许,并加入边部为义务研究员,作羌民礼俗宗教之研究,次年夏又前往川西搜罗材料。葛维汉通过深入羌族社会展开调查,并用羌语与“端公”交流,以认识羌人的信仰状况。后著成《羌民的习俗与宗教》(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Chiang)一书,对羌族的宗教特别是敬神仪式做了生动描述[12]。在葛氏笔下,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该民族注重现世,对来生没有一定的概念,其祀拜祖先的仪式,受汉人影响较大。羌人的“宗教”尚处于多神崇拜阶段,其崇奉的神包括“五大神”和“十二小神”,各神各司其职,保护羌人及山林牲畜等。因没有文字,民间传说和咒语就是羌人拜神的经典,其咒语传说,口述记忆,代代相传。普通家庭仪式由家主或家中其他男子主持,遇特殊情形则请端公。每月初一、十五都要敬拜天神。每个寨子都有一个神林,神林附近有一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庙,内无偶像,仅有白石一块,每年七月初一或八月初一要去祭拜,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葛氏不仅记述事实,且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羌民的宗教与社会习俗进行解释。其《羌民的习俗与宗教》一书,堪称以西方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川西羌族社会的重要奠基著作。

经葛维汉带动及华西大学的推进,边部在羌族礼俗及宗教研究方面积累渐丰。1943年5月15日,边部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华西大学化学楼联合举办羌民文化演讲会与展览会。展览内容分羌区风光、羌地古物、羌民宗教、羌民生活四组,每组除实物外还有照片与彩色速写数幅至数十幅。展会期间,葛维汉受邀演讲“羌民的习俗”,颇受欢迎,产生了较大的学术与社会反响[13]。

以此为基础,边部继续深入调查羌族信仰状况,掌握了大量原始信息。其中张宗南通过深入萝菔寨羌民社会,结识该寨端公张华山,获悉的有关端公与羌民社会及宗教信仰的传闻,最为详尽。根据张华山的讲述及张宗南的理解,羌语称“端公”为“释比”,亦即汉人所说的“巫师”,是代表人与鬼神发生关系的角色。端公的“始祖”,据说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⑥。这一传说,让羌民的“始祖”与汉族神话传说中的角色发生联系,虽然牵强,却用羌民自己的“话语”,解释了羌民之“巫教”为何没有经书以及祭神时戴皮帽供猴头及敲羊皮鼓的原因。此外,张宗南还对“端公的训练”、端公祭神赶鬼的“法宝”及所作“法事”作了详细的观察记载。在此基础上,张宗南得出如下结论:

羌民并没有中心的宗教信仰,他们同时崇奉巫教、道教与佛教,也同时请各教的宗教师来替他们解决困难。他们对于宗教本由于一种畏惧之心,用贿赂的手段对付神佛。至于对付鬼怪呢,他们自己也无办法,只有烧点钱纸解决而已。如果请了端公,那就老实不客气的驱之逐之。他们并无宗教派别的观念,凡对他们有利的神就敬拜,对他们有害的鬼怪就赶逐。所以在一个小小的寨上,同时有道士和端公为一般羌民们作人与神鬼的传达。羌民这种对于宗教的态度对他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都有不良的影响,所以如何使一般羌民们有一个较为合理的宗教实是必需。[14]

李安宅是边疆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另一重要人物。李氏曾任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赴美研修人类学,曾深入印第安人祖尼族部落进行考察,系首位实地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华人学者。回国后于1941年到华西大学任教,次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以副所长身份主持工作。李氏曾受聘边部,担任顾问,率领边部同工深入川西及西康边地进行科学及人文考察,有很多重要发现。他在川西区考察时详细观察了当地端公给病人“治病”的全过程,所记录的场境及作法细节,于认识当地民众的巫术崇拜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对张宗南的记述,亦提供了鲜活的实例证明[15]。按照李、张等人的说法,端公本内地汉族社会中活跃的巫术法师。在近代科学思想广泛传播,各种破除“迷信”的活动在内地频繁展开的背景下,端公却能够在川康少数民族地区显其灵光,不仅说明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川康边地少数民族宗教崇拜的多元性。

边部西康区主任马鸿纲在对宁属地区民众宗教状况做调查时,注意到了“倮胞”的信仰与其社会生活状况的联系。他认为,彝人“迷信过深”,不思更张,这对边地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彝人迷信的鬼神都在与人作对,这种“恐怖的信仰”使彝人形成了“对事对人的恐怖心理”,“造成了他们好勇斗狠的习俗”。其次,彝人信仰的鬼神互相倾轧,和彝人部落好打冤家的习尚形成大有关系。再次,这些鬼神“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都是高傲凶狠,惟我独尊”,信仰者自然容易养成自私自利、自尊自大的心理。马鸿纲认为,彝人的“宗教”信仰无系统的理论和规范的仪式,“完全是原始时代的鬼灵信仰”,若不加以改造,“对于边疆建设工作大为不利”[16]。

边部川西区宗教干事范文海致力于调查岷江流域羌民的生活情况,采集各地奇风异俗,在《边疆服务》所辟“异域风闻录”专栏发表了大量文章。所录珍稀见闻,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岷江流域羌民的生活与社会习俗,在从未到过边地的人看来,具有鲜明的“异域”特征,其中对汶川天官会的考察记录,尤具民俗学研究价值⑦。

在民族学研究领域,边部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绩。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界常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视为内涵相同的概念。凌纯生解释说:“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17]基于“民族”的识别主要是“文化”的而非“种族”的认知,学者每致力于不同族群文化异同之探讨。

受此影响,边部在从事民族学研究时,亦重视从文化特征上探寻边疆各民族的族源及地理分布。通过调查边部发现:“夷人”是西南所有在文化上异于汉民族之族群总称,“宁属夷族,古称有八:曰西番,曰僰人,曰么些,曰路鲁,曰鞑靼,曰苗子,曰渔人,曰倮倮”。现西康宁属之主要“夷人”为倮倮、栗苏、西番,其中以倮倮为数最多,势力较大,故汉人通常以倮倮为“夷人”之代表。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商书之虞人,春秋之百濮,两晋之獠,唐书之乌蛮,都属此族”。“倮倮”自称“诺苏”,对汉人则自称“夷人”、“夷家”,所信仰者称“夷教”;汉人称之为“倮倮”,或“蛮子”,彝人认为是侮辱的称呼,其中体现了鲜明的“夷夏”“文野”差异。从地域上看,“倮倮”分布甚广,四川之雷、马、屏、峨,西康之宁属八县均有,云南则遍布各地,而以川、康交界之大小凉山为“夷人”之主要根据地,被称为“夷巢”。关于“夷人”之族源,根据黄万民、岭光电研究,“川省之夷人,恐系来自云南东北,贵州西北之昭通、威宁一带”。川西北一带的羌族渊源有自,戎族则系川西汉化较深的一部分藏族⑧。

鉴于“民族”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文化上,而语言是构成这种差异的基本元素,故民族语言研究成为边部研究的重要领域。相关的研究活动及成果有:1942年,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语言学研究员金鹏受边部委派在理番、杂谷脑研究嘉戎语言,历时一年。其间金鹏搜集到大量语言材料,编成《戎语会话》一本,以国语注音符号与国际音标译音,并对嘉戎语汇与嘉戎语文法加以整理,编成《嘉戎语字典》一本[18]。1944年9月,边部复委派研究员阮怀昫女士⑨前往担扎木沟研究嘉戎风俗和语言。为便于研究,阮女士特住嘉戎首领杨绳武家中,并协助办理该村小学⑩。金、阮二人的研究不仅为认识作为藏族重要一支的嘉戎族的语言以及为日后的民族识别提供了便利,而且对边部开展的服务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如金鹏著《戎语会话》一书,就因川西区服务人员急需应用,在正式修订刊发之前,便匆匆油印成册分发[19]。在彝族语言研究方面,边部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邀请华中大学中文系主任傅兹嘉教授在宁属地区研究彝族的经典与神话;成立夷语研究班;聘请彝族人诺尔乌滋作彝文翻译;与黄裔编写彝族民众教材,与王朝清译夷人格言,与吴慰曾编译《夷汉文字典》;编辑《汉夷旬报》,等等[20]。

社会学是赋予40年代的边疆研究现代学术特征的重要学科领域。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类似,当时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学科界限十分模糊。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时培养学生,在专业设置上不区分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因而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同时也被认为是在从事社会学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民族”与“社会”已形成综合的研究取向。在这一领域,边部采取了与在蓉各教会大学社会学系合作的工作方式。边部一份工作报告指出:

自边疆服务开始工作以后,成都各大学研究边疆问题之学者,咸认为边部工作区实为理想之边疆问题场所。因藉服务工作同边胞发生关系后,对材料之收集,问题之调查可能事半功倍。故各大学均曾先后同本部商洽合作办法。本部亦深感在边地工作之同仁,若能在实际服务之暇致力于学术研究,必能在工作与生活上更感兴趣。因此本年度即同左列团体商定具体合作办法: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之合作——这是广泛的研究,详细办法拟有计划草案。金陵神学院之合作——该院对本部工作最为关切,本年度除已慨捐萝葡寨服务所四千元做工作实验费外,并商定合作研究倮倮宗教。各大学社会学系之合作:成都基督教五大学(华西、齐大、金大、金女大、燕大)之社会学系,均颇注意对边疆问题作系统的调查与研究。(11)

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华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荣宗教授1938年深入贵州苗区考察苗民社会,著有《苗氏社会》一书,后又应边部之邀,在《边疆服务》上发表其研究成果。可能是受到当时盛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认同理论影响,他在《苗族考》和《汉苗源流考证》两文中提出了“汉苗同祖同源”的见解,《苗族之语言》一文则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了苗族与汉族的族源关系,并对汉苗“同祖”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21]。此外,边部工作人员还搜集整理边地的传说和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如傅正达的《宁属土司起源的故事》[22],范文海的《牟托温土司》[23],张征东的《傈僳宗族之人类来源传说》[24]等,都是具有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参考价值的文论。

在医学领域,边部也不乏建树。边地传统,巫医不分,边民卫生及健康状况甚差。在川西及西康民族地区行医治病过程中,边部同工发现并确诊了多种在该地区流行多年的疾病,如黑热病、回归热、甲状腺肿大、肠寄生虫等。为摸清这些地方疾病的流行范围及危害程度,边部医务人员联合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等八所大学开展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相关调研结果,为根治长期以来严重影响当地民众身体健康的地方疾病提供了病源学及病理学的依据,其中黑热病的发现,堪称当时中国边疆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直接负责此项调查的边部研究人员为马锡山。在威州从事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马锡山发现,松、理、茂、汶一带,儿童死亡率极高。当地人不知死因,都将这种病称为“恶浊”病[25]。因威州医院条件限制,“设备不周,无法作病理的研究”,遂“商请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侯宝璋前来作该病病理研究,并请成都华西齐鲁联合医院代为查血诊断”。1943年,侯宝璋教授赴理番实地考察一月。在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赞助下,边部购得显微镜一具。利用这一仪器,考察人员对患“恶浊”病的儿童进行详细检查,确诊黑热病患者7例,并同时在理番县发现该病病原体寄生昆虫——中华白蛉,从而证实中国黑热病分布不仅限于北方,四川理番县一带流行的“恶浊病”,亦即医学上的黑热病[26][27]。

此外,边部对西康宁属地区普遍存在的“颈瘤病”(甲状腺肿)的诊断与防治,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作的大量调查,亦颇具研究及实用价值(12)。1949年秋,根据边部建议,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协助下,边部在西康盐源三一新村举办了碘盐试验厂[28]。碘盐试验厂的创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颈瘤病”在西康地区的泛滥,为根本解决当地居民这一疾患指明了出路,也为边地医疗研究与医疗卫生工作实践相结合,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三、“边疆研究”与川康“边政”

应边政研究所需,抗战期间,一些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致力于建设一门新的关于边疆政治的学科——边政学,并为此成立了边政学会,创办了学术期刊《边政公论》,中央政治学校特设了边政专修班,蒙藏委员会开设了蒙藏政治训练班,中央大学、西北大学甚至还建立了边政学系,一些大学也开设了边政学课程。在蓉各教会大学和研究机构亦参与其中。一时间,“边政研究”成为边疆研究中的热门课题[29]。但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却相对滞后。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虽然对边疆民族问题曾屡次表示关注,却并未规定具体的边疆政策及设施纲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抗战发生前夕,没有大的变化。抗战发生之后,国民党中央迫于形势压力,始在边疆建设问题上有所表现。1940年1月,教育部委任张廷修为蒙藏教育司司长,于是历年无人负责之边疆教育,始有人策划。与此同时,蒙藏委员会任命藏事处处长孔庆宗为驻藏办事处处长,稍后又将驻藏办事处改为指导长官公署,“于是历年若即若离之西藏与中央发生联系”。1941年初,蒙藏委员会拟更动蒙、藏、康、青、甘、新及滇西之部分调查工作人员,与会内工作人员对调,使中央政情与边疆实况有所沟通。国民党八中全会开会前夕,政府有关各方面交换意见,讨论边政改善,并拟对边政机关有所调整,使其职权与范围加大。于是八中全会乃有《边疆施政纲要决议》这一有关边政问题重要文件之通过[3]。

《决议》公布后,一般社会均予以同情并采取行动,以示响应。如重庆有关边疆之各团体及期刊社举行经常的座谈会,讨论边疆问题。边疆学会发起人顾颉刚接洽渝地有关边疆各团体,配合宣传与实践。然在当时,边政问题并不容乐观。一位署名“边氓”的作者在《边疆服务》第19期上发表题为《我们没有边政》的文章,指出国家“边政”面临的严峻形势:

民国成立已三十六载,革命北伐成功也过了二十年。但这些地方远距四川的省会成都不过五六百里路,竟然形同化外。政府的命令达不到,土司头人有着无上的权威,土地犹如私产,人民视同奴仆,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人民不知也不敢反抗。穷困,疾疫,灾患,整年袭击着这些苦命的人们,但他们不怨天尤人,只以为是命该如此!他们甚至不知道政府,他们心目中只有土司头人、官寨衙门。政府一直没有同人民发生直接关系,政府所来往的只有少数特权阶级——土司头人或王公喇嘛。专制时代如此,民国以来似乎还是如此。因此笔者大胆提出这个疑问:我们有没有边政?

此外,尚有大量史实提示当时“边政”问题的严重性。以西康为例,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曾手订“三化政策”,所谓三化即德化、同化与进化,以为解决“夷务”的根本政策,表示“三化政策”将以“德化”为先,以此作为治边之准绳。为因地制宜计,“三化政策”在宁属更有“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礼,不准打冤家,不轻用武力,汉夷平等,黑白平等”等六个办法。并提出“以教辅政,以政翼教”[30]的口号,试图融合政教,化解边地社会矛盾。但是宁属“夷务”极为复杂,当地有倮罗、西番、摩梭、苗子、呷咪、古宗等十余族群,这些族群对于“三化政策”大多表示欢迎。但在政府官员看来,倮罗中的一部分人,素来“夜郎自大,不服王化,以打家劫舍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英勇”,宁属所谓的边务问题,主要就是这一族群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制定了“五年三期计划”:第一期为宣剿时期,先宣传政府“德意”,若不就范,就用兵征剿;第二期为组训时期,对就范之人,加以组织训练;第三期为建设时期,继组训之后,开始交通、教育、经济等建设事业。为执行这些政策和计划,又特别设立了“宁属屯垦委员会”[31]。

然而,当时很多关于“夷务”的主张都无异纸上谈兵,缺乏对“夷区”情况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始终未著成效。边部意识到了西康宁属地区问题的严重性,明确表示:“我们敬佩刘主席的远见,但政策须要兑现,否则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夷务’依然是问题!”[32]为认识边地,边部同工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一份完成于1947年的调查报告,对于西康宁属地区社会状况作了如下描述:

清早九时由太和场出发,沿安宁河西岸南返,经沙锅营、玉石塘、莲花池、新庄等回教村庄,所过各村,皆系坚壁高碉,防御谨严。每见堡寨门首四个大字,不曰‘扫除蛮氛’,则曰‘捍御蛮害’等,紧张语句,屡见不鲜。由此可知汉区老百姓,对于夷人为害,已受到深刻的教训,无时无刻不在警戒防备中。历史告诉我们,在千百年前则有治夷之说,然而夷务问题,经此悠长时间,直到今日,犹未能彻底解决,实在值得吾人深省!(13)

宁属地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几乎人人都有两支“枪”,即“烟枪”和“步枪”。王贯三称当地“夷人”至少有30万枪支,这应当是保守的估计。李仕安考察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之后说:鸦片在宁属康区泛滥,“如果政府要去查铲的话,夷人们有的是罗斯福步枪和美国子弹,抗铲成功,一季鸦片要换千万枪弹。现在宁属和大小凉山,夷人的人口不到二百万,但枪支已在二百万以上,而我们政府驻宁的军队,总数还不到一万人,以地方的供应情形来说,这些部队已经是感觉太多了,但要用以镇夷,那实在又嫌太少”[31]。说当地枪支数达到200万,比较30万的估计固略显夸张,但即便大打折扣,亦可见康区“夷务”面临的形势何等严峻(14)。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边部同工提出了许多对于解决边政问题有价值的建议。以崔德润的研究为例。崔氏担任川西区部主任7年,对“边务”问题认识颇深。他认为边务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纯恃武力,而应在政治、经济上、文化上积极作为。他以理番县为例具体分析说,理番辖三番、四土、五屯、六里、九枯、十寨,辖地虽广,但真正存在边务问题的惟有四土。所谓“四土”,即梭磨、卓克基、松罔、党坝四土司所辖之地,其面积人口均占理番大半。因历次土司职位承袭问题发生争执,社会极不稳定,并影响到整个理番地区。四土司中,卓克基、党坝因统治权已确定,对内相安无事,对外也无野心,故四土问题主要为梭磨与松罔“二土”的问题。因该二土地广民众,土司无合法承继人,附近土司头人时存觊觎之心,遂迭起争端。在崔德润看来,四土问题实质上是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发展的差异问题。崔氏发表在《边疆服务》上的一篇文章写道:

土司皆为世袭,人称其官为“铁纱帽”,如有不法,只有降级灭□,而无革职削地之罚。故其政权稳定,纵使称兵作乱反对政府,事平之后,亦不过申斥,降级,或以其子袭,故易造成专制强暴,无法无天之黑暗政治。人民受其压迫,生杀予夺,随其好恶,田产子女,惟其所欲,屈无由伸,冤无由诉,原来不过是一时权宜之制,而竟相衍相因,使边地人民处于万劫不复之境。今日民主之风弥漫乎全球,而吾国边地之土司,仍如专制之君王,若不想法把边民解放,加以训练使成现代人民,怎么能实现三民主义呢?[33]

迄于1940年代初,四土问题仍十分棘手。1940年10月,县长黄莘牧出巡,正式委苏永和兼理梭松清乡司令,引发围攻区署等骚乱。1944年县长米庆云在出巡四土的报告中说:“去冬苏永和邀请甘肃草地拉卜楞寺活佛到县境康貌儿寺,召集四土首领,及松茂靖懋边胞代表开会,主张另组一统一边民之政治团体,夷汉分治,脱离川甘各省管辖。且该次会后,各县夷地今春普种烟苗之消息,亦已遍传各地,夷民均已奉令今年所收之烟土,全数掉换枪弹,作来日应付大兵之用,不得用换普通日用物品。”四土事件性质究竟为何,或者尚有讨论的余地,但当时事态已趋严重,则毋庸讳言。按照崔德润的判断,“四土问题的中心在苏永和,他是有野心,有实力的边民领袖。但他的思想很落后,他的心目中只看到他一人一家的利益,而没有认识清楚现在国家的情形,他一心要当太上土司。”不过崔亦意识到,问题的解决不能全靠武力,若单纯使用武力,则很可能劳而无功。他以历史为鉴指出:清代“金川之役”,“以弹丸之地调动了数万大兵,动员了四省的总督,诛三大臣,死数良将,前后八年,糜费了七千多万两库银,总算解决了”。然而,当年金川土司势力尚不及苏永和,就连1942年懋功之役,“竟调动了全省保安队三分之一的兵力,花费了四千多万的国币,也没有打出个什么结果”[34]。

崔德润的调研文章是在大量翻阅史料和深入实地调查基础上写成的。他在1946年曾随理番县长徐均良视察黑水三番。在32日的考察旅途中,崔德润“会过了边地的领袖人物,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发现了许多问题”:一是黑水三番数千户人家,竟无一所学校,距县城不过200里,汉语竟不能通。二是边地种烟问题严重,传统的禁烟办法,无济于事。三是对外交通隔绝,信息不便。四是三番人性情驯良,常受黑水人欺压,加上吸食鸦片,不讲卫生,人口减少。在这些问题中,交通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到了1940年代,许多边民对外部的认知尚停留在“满清”时代。崔德润记述说:

到今天黑水和后番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国。欢迎县长还打着龙旗,见县长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男子们现在还留着辫子,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民国二十四年参谋团派李仰三到黑水宣道时,土人见李,均头上顶一木盘,内盛核桃仁等,跪地以迎,不敢仰视,口呼:“钦差大老爷,当今皇上万岁。”到今天这种情形还没有变,我们不知道满清的习俗,还要流传多少年。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竟还有成千成万的清朝遗老;民国成立了三十多年,还有人说当今“皇上万岁”。[35]

根据考察见闻,崔德润对政府的边政措施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以今日之边政观之,实在叫人感觉到‘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这不是愤慨话,不是牢骚,实在的情形真是如此。”崔氏主张,“为政之道,在制先机”,政府宜争取主动,以积极的方法,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发展交通,从事教育文化经济的建设,提高文化水准,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政治训练,使边民变成现代的中国国民,使边地变成真正的中国领土”。在他看来,此种办法“虽似迂缓费时,但却能一劳永逸”[34]。

除了崔德润所作研究之外,同期有关西康宁属边务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仕安的《西康宁属概观》、李万方的《揭开夷务之幕》及徐植庭的《到边疆去》等文;有关川西边政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海秋”的《四川西北区概况》、侯慕渔的《忆川西理番》等文(15)。

边部所作研究并非纯学术性质,而是为了给政府提供加强民族团结、推进边疆社会发展的参考和依据。边部在服务和研究中意识到了与少数民族同胞平等及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强调处理边政要有“汉夷平等,四海兄弟”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当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当局准备在西康宁属地区开展“剿夷”军事行动时,边部凉山服务团的成员主动面见负责此次军事行动的刘元宣,表达了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忧。《边疆服务通讯》对此作了如下记载:“关于剿夷的军事,他们会在越隽见着剿夷总司令刘元宣先生。刘先生表示:‘军事绝对有把握,只是军事以后的政治问题,困难尚多。’但我们以为政治如没有把握,军事即便胜利,问题依然存在。只靠用兵,决不能解决边疆问题。”[36]这次军事行动是否因边部的劝谏而终止,限于资料,吾人不得而知。但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通过对川康边地深入的实地调查,边部已经认识到了当地“边务”或“边政”问题的要害所在。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边部的研究工作开始转至川康社会改造的方向,在谋求宁属“边务”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16),如何将“边民”教育改造成“现代国民”以及通过生产手段改善边地民众生活方面,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为政府改良边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也为创建中的“边政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四、“边疆研究”的学术贡献与局限

从政学关系角度上看,边疆研究的复兴是1930年代以后中国面临日本侵略,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后方、亟须建设的产物。从学术的内在理路上审视,20年代以后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在中国的生长,为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学理及方法层面的支撑。在此双重背景下,经教会内外学者的努力,曾经被视为“显学”但在清季民初却呈衰落态势的边疆研究得以复兴,有关的研究机构及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以与总会所作研究在地域和学科范围相关的边疆研究为例,除了前面已经提及者外,大体同期的重要研究工作包括:1937年,学者庄学本在深入川西北调查之后,出版了《羌戎考察记》。1939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遣梁瓯第考察川康社会及教育,完成《川康边民之社会及教育》。1940年四川省政府组织四川边区施教团,由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深入雷、马、屏、峨等县,广泛调查研究,完成《雷马屏峨纪略》一书,由省教育厅出版。此外,四川大学胡鉴民、冯汉骥教授分别对四川理番、汶川、松潘、茂县羌族社会的调查,燕京大学教授林耀华对大、小凉山彝族社会的考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马长寿等人对四川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的藏族及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羌族、藏族的实地调查,李安宅与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1944年对川康藏区的调查,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的考察等,均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7)。

现在,研究者已经很难辨析,究竟是总会所作的调查研究促成了边疆研究的复兴,还是在方兴未艾的边疆研究复兴过程中总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研究机构的活动及相关成果上看,教会方面相对较少。根据王建民教授相关研究提供的材料统计,抗战时期学术团体或学者个人在西南地区开展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共30余次,其中涉及教会大学或学术机构参与的仅6次[29]229-242。但在1940年代边疆研究“复兴”过程中,中国教会人士起到了先驱及重要的横向联络作用,则可断言。从边疆研究组织机构的建置上看,诚如边部所言,当1939年边疆服务部成立之时,“国内之边疆团体尚属绝无仅有”(18)。稍早建立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初期从事研究的多为外国学者,如戴谦和(D.S.Dye)、陶然士(T.Torrance)、叶长青(J.H.Edgar)、布礼士(A.J.Brace)、莫尔斯(W.R.Morse)等,直到1940年以后,在国人普遍关注边疆的氛围中,“中国学者才成为此中主力”(19),宜其初期之存在被强调“中国化”的边部所忽略。更重要的是,此前的边疆研究多系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由研究者个人为主的研究方式向着专门学术机构的研究行为转化,是“复兴”中的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明显与总会的推动有关。从组织联络角度讲,总会的作用亦甚明显。为有效开展边疆研究,总会要求每一服务区的实地工作应“尽量与当地、中央及地方机关合作”,调查研究方面,“尤应尽力与附近之学术机关合作”(2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边部先后与在蓉各教会大学结成良好的合作研究关系,仅其对川康地区所作的社会学调查,就将在蓉的基督教五大学(华西、齐大、金大、金女大、燕大)社会学系的资源全部调动。吾人完全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19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是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与教外学术机构及关心边疆问题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总会不仅致力于边疆研究的组织动员工作,其着力推进的边疆研究因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在当时蔚为大观的边疆研究成果中,亦占有重要的位置。概乎言之,总会所作边疆研究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以服务边疆为目的,注重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边部同工在边疆前后时间共16年,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国家政制变化导致边疆服务终止,其研究边疆的工作还会延续下去,称边部是扎根边疆、研究边疆,实非过誉。这种真正深入实地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脱离边疆实际,或虽涉足边疆,却只是浅尝辄止的研究取向,把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重田野调查的主张真正落到了实处。张伯怀指出,抗战时期许多民众组织来到西南,“几乎完全是以学术研究为主体”,但“志在深入边疆,以服务为目的之团体依然不可多见”。李万方对既有边疆研究脱离实际的状况更是表示不满:

我个人深切感到为了要实际工作,宁属边民的研究,还有其迫切的需要。比如说宁属边民的“外形”,个个都可以描绘几句,而他们的“实质”,说到的人不是太嫌少了吗?大家都喜欢谈“夷务”而不肯十分谈到“夷族”,有些人坐在建昌研究,有些人站在大渡河那边大写其文章,而在夷区实地工作的,除了极少数不肯研究的人外,都是些识之无者。所以这个研究,如何会发展如何会实际呢![37]

边疆服务运动中的“边疆研究”异常重视成果的“实用”性,这也与此前很多号称边疆研究的学者在取径上有着明显区别。边部倾注心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强调“对于边疆的研究真实可靠,非以服务为基础不可”[5]。认为“研究边事而化导夷胞者,当深识夷人之生活及需要,如何使之改善,如何使之乐从,针对事实需要,逐步辅导进行,其庶几乎”(21)。边部深入边地开展少数民族宗教、语言、风俗等方面的研究,拓宽并加深了学界对边疆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的认识,又将这种认知用于改造边疆的社会实践,在此过程中对边民作“现代国民”的素质训练,较之书斋型学者所作研究,有着“研究、服务、训练合为一体”的明显优势。

在边部看来,边疆服务对于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张伯怀主张,“在眼前的阶段中,无论是政治的开发或学术的研究,都需要以服务事业为凭证”。盖学术调查与研究,除少部分自然学科可直接进行,大多与边地人民有密切关系,如未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得到真情实况几无可能。而服务又必须建立在对服务对象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因为“调查研究是决定服务方针的根据,可以解决服务时的许多困难”(22)。在1943年事工检讨会上谈到边疆服务运动的前途时,张伯怀特别强调,工作人员应多培养“研究兴趣”,“为了使服务的方法合宜,使若干的效率增加,我们必须有研究精神,有研究才能认识边胞疾苦的真象而拟定妥善的服务方法,不然便是傻干,而不是服务”。作为边部主任,张特别要求边部同工养成编写调查报告的习惯和技术,强调要加紧学习边胞语言,以提高研究素养[38]。

由于在研究中注重实际,许多在川康边地存在多年、严重影响当地百姓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前述川西北地区的黑热病、西康宁属地区严重的甲状腺肿大病、川西北高山地带严重影响小麦生长的线虫病的发现及防治,基于调查研究所确定的以在边地开办边民学校为手段推进的教育服务(23),以及邀请庚子赔款委员会语言学研究员金鹏在理番、杂谷脑研究嘉戎语言所编成的《戎语会话》、《嘉戎语字典》等,既具学术研究价值,且切实解决了边民生活及对外交流所面临的困难。在“边政”问题上,总会也不乏建树。如前所述,1940年代初,一些民族学家致力于建设一门有关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边政学”。按照吴文藻的说法,这门学问旨在“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以便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并进,以“边政学”为根据,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辅助“新边政”的推行[39]。然而,当教外学者还在谋求将边疆研究与解决“边政”结合的纯理论探讨时,边部已经开始在研究基础上致力于解决边疆问题的实践了,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以及将研究成果与“边政”改良相结合的实践性可见一斑。

边部边疆研究的另一特色是掺杂了基督教福音传播的目的性,研究工作受到基督教传教的功利影响。在边部所作边疆研究中,边民宗教信仰状况的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之所以如此,与边部秉承的宗教使命有关。如马鸿纲在担任西康区部主任时,对川康“倮胞”的信仰状况及其“改造方法”作了探讨。认为彝人“迷信过深”,其宗教“完全是原始时代的鬼灵信仰”,致使彝人“不思进取”,“若置之不理,那就对于边疆建设工作大为不利”。如何改造彝人的信仰呢?他认为“用基督教取而代之”是“最上之策”。首先可替代其信仰的主体,用基督教的上帝作为彝人信仰的菩萨的“替身”,“慢慢纠正其对于上帝的观念”;其次基督教主张唯爱、谦和及灌输“上帝是父亲,人类都是弟兄”的观念,可以将其恐怖心理变成“唯爱的思想”,破除其自大心理,消泯其部落偏见与纷争。他认为,边民信仰状况虽然原始落后,却为基督教提供了“边疆布道的大好机会”,“我们绝不应当放弃”[40]。张宗南、李应三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见解[14][41]。

由于具有基督教福音传播的目的性,边部异常关注边民的信仰状况的调查研究。前述马鸿纲、李安宅对川西羌族地区端公深入细致的调查,均提供了认识边民信仰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也正由于系教会方面在作此项调研,基于基督教“文化优越”的先验预设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妨碍也十分明显。比如对边民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虽记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却缺乏深入的文化学与社会学解释,一番“原始”、“落后”之类批评之后,便是以基督教来取而代之的建议,混淆了学术研究与福音传播的界限。

在民族关系的认知上,有着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边部固然主张“汉夷”平等(24),但其基于在“夷区”调查研究得出的当地社会发展落后判断而提出的“边政改良”的总体原则却是“汉夷同化”[42]。他们没有意识到,“汉夷同化”并非解决边疆问题的良策。事实上,这种混一不同民族文化与社会区别的主张将会给“夷区”带来因事实上并不能“同化”而产生的新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基于“同化”而提出的诸如“汉苗同祖同源”一类见解,与同期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反对对具有不同文化及宗教习俗的族群作“民族”识别和区分,以及张廷休的“苗夷汉同源论”、王光璧的“汉藏同源论”一样,虽然包含有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侵略的良苦用心,却抹杀了各民族在文化、宗教、习俗(个别的还包括种族)上客观存在的差异,暴露出当时边部同工并无民族文化应多元并存的概念(25)。

1944年,李安宅在其新出版的《边疆社会工作》中对包括边疆研究在内的整个“边疆工作”的前景作了展望:第一,边疆工作不再是边疆工作,而是各种的专业工作,如医药,工程师,畜牧师,工业化;第二,边疆社会工作失掉其边疆性。他具体解释说:

边疆工作主要是社会工作,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们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造诣,特别了解所谓制度化(Institutionalism)的毛病。矢人惟恐其不伤人。因为造矢售矢,以维其矢人的职业,而欲其愈能伤人愈妙,便是制度化的例子。其他如所谓为校长而立学校,为军阀而造侵略战争之类都是如此。社会服务而非专业化时代,亦会为了济贫机关而制造贫穷。及至专业化了,即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析与认识了,便将不自觉的有利可图的心理(Vested interest)变成自觉,而以纠正这种毛病为任务之一了。现在假边疆以自重的人还不在少数,即有制度化的趋势的人尚大有人在,是在边疆社会工作者感而化之揭而出之。故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43]

从政治学、经济学的立场看,作为在教会大学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李安宅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李所表达的是参与边疆研究的边部同工近乎一致的看法。当边疆的“边疆性”消失之时,边地民族矛盾的根源也就不复存在,这正是当时从事边疆工作的人向往的至高境界。然而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的立场审视,李氏的上述主张,亦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一元论”倾向。在这种思想及文化倾向下从事“边疆研究”,其判断的学术性必然会因价值色彩的加增而相应削弱(26)。

顶呱刮彩票网BENWENYUANZAIYU《SICHUANDAXUEXUEBAO:ZHESHEBAN》2008NIANDI1QI,XIANYUPIANFU,ZHUANZAISHISHANQULEZHUSHIYUCANKAOWENXIANBUFEN。